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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多次重申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必须得到应有保障的前提下，纵观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法律冲突的研究分析及从法制价值来看，作为我国预防犯罪法律制度的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法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起到了比较积极的补充，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劳动教养制度已完成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使命，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冲突，其存在已无法与当今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统一，由于劳教制度缺乏法律依据，有悖程序正义，笔者认为于法于理都应废除。

我们知道，现行宪法是八二宪法加上四个修正案，这四个修正案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由中国共产党综合社会各界意见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修宪建议，并经过多方酝酿、修改，最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实施。这种守宪的承诺至少在政治宪法意义上是重要的，同时也构成今日要求兑现宪政的政治理据之一。

如果从常规的宪法学来说，尤其是从西方宪法学的范式来看，中国的宪法很难说是一部富有效力的宪法。我说富有生命的历史主义，强调的是中国宪法的规范价值，而不仅仅是生存或富强,如果一个宪法仅仅局限于秩序维护（时下的官方语言叫维稳和经济发展），可以说任何一种政体都诉求如此，过去的王权帝制、专制独裁政体，也追求所谓稳定与长治久安，追求国家富足，甚至国泰民安，但这里并没有自由的价值，并没有宪政的价值，没有规范主义。所以，政治宪法学的规范性诉求就不是来自主流宪法学所谓的权利保障或日常司法，而是来自如何终结革命，把革命政治纳入宪法政治，把党的领导性权力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主权体制，也就是说，规范来自权力的自我约束，从政治权力的内部，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那里伸展出规范架构，从革命党转入执政党的理念，进而步入宪政国家。这一年，北京大学的陈端洪教授在《中外法学》发表了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1].该文甫一发表，就引起宪法学界的广泛争议和批评。但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宪法呢？一味遮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遮蔽不了的，事实的现状就是如此，必须面对这一客观的真实。

[14]参见翟志勇：《八二宪法修正案与新的宪政设计》，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合编本。这31条修正案从内容上看，涉及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是对人民共和国的重新理解和定位，第二是将社会从国家中释放出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离，第三是依法治国、私产保护和人权条款入宪，确立了新宪政设计的指导原则和精神基础。但是，对于行政机关不答辩的，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规定。

无限期的请示，导致案件久拖不决，也给当事人带来严重讼累，同时损害也有剥夺当事人上诉权之嫌。但是，众说称颂、影响深远的优良制度，为什么还要发展，为什么还要改革？我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行政诉讼法主要围绕行政处罚行为设计，缺乏对全部行政行为的科学全面把握。例如，受案范围中肯定的范围不全面、排除的范围不完整。[34]张莉：《法国行政诉讼法典化述评》，载《法学家》2001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江必新，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2]澳门特区《行政诉讼法典》第187条对违令罪作了列举：负责执行有关裁判之机关之据位人有意不按法院所定之规定遵行裁判，而未有按情况提出缺乏款项或不符合预算中指定款项，又或不执行之正当原因。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9月10日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第15条规定：合营企业同税务机关在纳税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按照规定纳税，然后再向上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30]此外，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2011年3月10日，高检会[2011]2号）。该款关于无效的规定实际上是可撤销的内容。法院不受参与人有关证据请求及其内容的约束。

[14]这一标准已经比较成熟，应当在行政诉讼法修改时予以明确。从基层法院的调查发现，审理难度较大的案件集中在县政府甚至乡政府作被告的案件中。而保障当事人权益、监督行政机关的功能并非法院的独特功能，其他公权力机关也有该项功能，属于间接和衍生功能。因此，对于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

此外，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内容，应当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中有所体现。[22] 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规定，只要当事人对和解的标的有处分权，为完成或者部分终结诉讼，参与人可以在法院作出笔录，或者在指定、委派的法官面前作出笔录以达成和解。

但如果涉及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领域，应当限制法官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强度，特别是要注意不能用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代替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2009年6月26日，法发[2009]38号）。

因此，有必要增设预审程序。因此，制度革新必须坚持问题意识和问诊意识，坚持关注现实需要和对症下药。在指定期限内未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指定。证据失权的核心是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不提供证据的，即便之后提供证据也不能进入质证过程。对于特定领域的行政案件有的法律文书也可以采取格式化的方式。将按日处50元至100元的规定增加至500元至1000元。

实际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滥用职权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法院在司法实务中还没有充分地运用和掌握这一概念，影响了审理的实际效果，也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举证责任包含了息诉止争的功能。

科学构建再审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科学设置再审期限。但是，我们认为对统计数据进行简单比较是不科学的，容易忽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实际存在的权利救济不足的问题。

一般来说，和解制度主要通过当事人对于诉讼胜败的评估、诉讼的时间考虑、诉讼费用的承担、不履行判决的不利后果等多方面的判断，促使实现主动和解。目前，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的情况仍然存在，在有些地方还比较严重。

随后，一些涉及治安管理、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单行法律开始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相关内容，涉及的行政管理领域不断扩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断扩大，制定单行的行政诉讼法典势在必行。[32]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解决行政争议应当属于直接功能和基本功能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诉讼法如果不改革不发展，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跟不上社会转型的需要，不能适应我们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也不能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对于同案原告为5人以上的，应当推选1－5名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利用本条规定不履行出庭义务或者等待两次传唤后才出庭，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权威。

行政诉讼法虽然要求被建议机关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但是没有规定告知期限、告知内容以及拒不告知的法律后果，被建议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建议经常不予反馈，导致司法建议处于虚置和空转的状态，有必要对此进行法定化改造。[7]在行政诉讼中，相对人处于弱势一方，特别是在举证能力方面，更是无法与具有调查权力的行政机关相提并论，因此，有必要强化法院的职权调查。

2.弱化人民法院维护行政机关职权的功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于维持判决的特定条件进行扩展解释才能与撤销判决的条件相对应。

[3]我们着名的宪法和行政法学家龚祥瑞先生则认为，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当代人治时代的终结和法治时代的开始，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率远远高于其他类案件的上诉率、申诉率。但是，行政诉讼法取消维持功能，并不意味着对合法的行政行为不予支持，对于符合维持条件的行政行为还是要予以维持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要注重平衡，正确处理各种关系。

因此，要注意从依法治国的高度对各方诉求进行排序、析理和吸纳，同时注意行政诉讼本身规律，对行政诉讼法进行整体检视、补缺和完善。第二，过分强调监督职能。

7.设立不答辩视为承认的制度。笔者认为，对单一的审判程序违法的问题不必通过再审程序来解决，而应当通过诉讼程序以外的监督程序来纠正。

行政诉讼仅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原告诉讼请求没有充分重视，导致许多案件出现案结事未了的情况，背离了行政诉讼的基本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利救济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又与原告资格的设置不太科学造成的。